许多英国人认为光荣革命是英国在荷兰与法国这两个国家之间作出的不得已选择

　　

　　西班牙王位继承，从国际政治的立场上来说并不单单是西班牙单个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都对此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态度与行为，其中主要以英国、法国等国家为首。

　　而到了1700年以后，欧洲各国由最初的强烈反对开始默默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如法国公开宣布接受西班牙王位继承遗嘱，但英国对此事的态度却与法国的历程不同，其对于西班牙王位态度的问题经历了从默认到一致反对的大逆转。

　　那么因何如此？原因很简单，即英国内部政治格局的问题。

　　英国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态度的转变是政党政治兴起以来首次深刻影响英国重大外交决策，这也在18世纪英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国王、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外交分歧

　　1700年11月初，西班牙公布了其王位继承遗嘱，规定王位将由法国皇太子的次子安茹公爵继承，条件是法国与西班牙永远不合并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如果法国不接受该条件，王位则由奥地利皇帝次子查理大公继承。

　　11月2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布接受遗嘱，安茹公爵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

　　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形成两种看法，国王威廉三世与辉格党看法相近，反对法国继承西班牙王位，托利党则主张采取承认态度。

　　威廉对路易十四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与不安，威廉毕生的事业是遏制法国称霸，他在1672年成为荷兰执政，领导了法、荷战争，在1688年冒险截取英国王位，实现联英反法，随即领导了欧洲反对法国的九年战争。

　　

　　在1697-1700年则与路易十四签订了两份瓜分西班牙帝国的条约，试图保持欧洲均势并遏制法国称霸。辉格党与威廉的看法相近，持反对态度。

　　一般认为，辉格党更能代表以伦敦城为主的放贷者的利益，其在诞生之际的基本信条是议会有权限制王权以及强烈反对天主教。

　　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立场逐渐清晰，表现为捍卫光荣革命成果、捍卫欧洲新教；遏制法国、积极对外扩张。

　　

　　早在1689年英国参与九年战争之际，被称为辉格党“灵魂人物”的萨默斯就指出，英国在前国王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法国瞬时在海上和陆上变得强大”，现在英国应该支持威廉的反法政策，他是“欧洲新教的捍卫者”，只有威廉才能法国，英国要再次“让法国感到恐惧”。

　　九年战争结束后，辉格党甚至支持威廉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陆军，认为“过去英国控制海洋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现在法国的海军已经发展到足以挑战我们的海上优势”，英国容易遭到入侵。

　　因此陆军势必要成为保卫和平、维护安全必不可少的力量。这种看法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大陆战略”，即英国要在海上和陆上同时对抗法国。

　　

　　二、两党对此的角度与立场

　　基于强烈的捍卫新教，遏制法国以及对外扩张的立场，辉格党坚决反对安茹公爵继承西班牙王位，主张对法诉诸战争。

　　辉格党曾在1697年预测，“法国波旁家族图谋将法国与西班牙合并……仅考虑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保持一支陆军以包围佛兰德斯这一天然屏障不被法国侵吞，否则，一旦法国拥有西属尼德兰，我们在各处的贸易将受制于她且会遭到入侵……”

　　而托利党则表示接受安茹公爵继承西班牙王位。托利党主要代表中小土地阶层的利益，在诞生之际的基本信条便是维护王权正统。光荣革命后托利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立场也逐渐清晰，这代表了英国岛国视域下的外交认知。

　　

　　在托利党看来，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就没有反对法国的必然需求，英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海上强国荷兰，光荣革命虽然让荷兰执政成为英国国王，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需要承担一场解决欧洲事务的战争”。

　　托利党最终支持英国参与九年战争是因为法国支持逃亡的詹姆士二世入侵英国，这对于托利党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托利党十分厌恶战争，他们认为反法战争更有利于荷兰，英国只是在反法同盟“买单”。在1649年议会下院调查军费开支时托利党议员发现，荷兰军队的部分费用由英国承担。这让托利党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而他们身处于欧洲大陆。更令托利党愤怒的是，庞大的战争经费主要落在了托利党代表中小土地阶层头上，而他们并没有在战争中获益，相反，辉格党却靠战争发财。

　　因此，托利党十分厌恶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战争，反对在海上与陆上同时对抗法国，认为即便英国有必要反法，其重点也是控制海洋，这种看法就是英国传统的海洋战略。

　　

　　三、政治分歧主导下英国承认法国继承西班牙王位

　　从当时欧洲局势的变化来看，威廉与辉格党的判断更为合理。

　　在宣布接受遗嘱后，路易十四很快为菲利普五世提供了一支军队，驱逐驻扎在西属尼德兰的荷兰的士兵，菲利普则任命一名法国人担任指挥官，这让在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意识到，安茹公爵只是个傀儡……法国军队可以肆意占领任何一个地方。

　　1701年1月26日，法国果然占领荷兰、法国之间的屏障地带西属尼德兰。2月6日，西班牙司令官开放全境，接纳精良的法国军队进入各地。法国的行为拉响了各国的战争警报。

　　但尽管如此，威廉与辉格党却无法推行对法强硬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700年底之前英国国内整体比较厌战。九年战争是英国自17世纪以来首次在海域与欧洲大陆上同时作战，战争耗费巨大。

　　

　　1694年英国雇佣的外国军队总数为18908人，到1695年时上涨到23042人，占英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1694年英国雇佣的外国军队总数已达到10万人。1688年之前英国政府每年的支出不包括200万英镑。

　　1689-1697年政府每年的支出则在550万英镑左右，整个战争期间的话费是493万英镑，其中74%用于战争开销。

　　因此，1697年和平到来后，英国举国欢庆，“那些支持战争以期换来持久和平的英国人现在相信，他们的目的实现了”，法国已经精疲力尽以至于这不可能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

　　之后就连积极支持战争的辉格党也察觉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辉格党大臣提醒此时正在签订瓜分条约的威廉，“英国国内极度厌战，不可能接受与自己无关的军事责任。

　　

　　四、总结

　　英国对法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态度转变过程，首先反映出光荣革命后英国统治阶层对英国对外定位的分歧。由于17世纪英国的劲敌一直是荷兰，许多英国人认为光荣革命是英国在荷兰与法国这两个国家之间作出的不得已选择。

　　因此，革命之后英国统治阶层并不能就英国、荷兰、法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一致看法。

　　最后，英国反法共识的形成也说明，在政党政治时代，尽管政党经常对外交事务持不同看法，上台执政后推行不同政策，使得国家外交政策时常出现改变甚至断裂。

　　但是，在涉及战争、和平以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外交事件上，政党之间又能达成共识，无论达成一致的过程充满多少剧烈冲突，毕竟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一致性，一旦国家利益受损，终也不利于任何一个政党。